映象新闻

没有强大的创新和创造能力，即使是巨人也有致命的软肋。

但是，对于什么是中国面临的经济新格局，我们应当如何去应对这种新格局，大家却有不同的理解。最近，政府官员、产业界和学术界有一个普遍的共识，十二五规划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新的历史起点。

还有人士认为，新格局的特点就是中国将要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，甚至是决定性角色。城市化进程加速以后，有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，这就是自然资源，特别是土地资源。欲转方式必推改革但是，问题来了。所以，在收入结构上，资本和自然资源所有者收入份额不断提高，而劳动和专业劳动(人力资本)所有者的收入份额不断降低。不过，对于什么叫平衡，什么叫失衡，什么叫再平衡?即便是持有同样看法的人们，也往往有着不同的理解。

而政府和富裕人群的储蓄倾向是高的，而消费倾向是低的。如果不能改变这种经济发展方式，中国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，惟一的办法就只有增加投资，特别是政府的投资。这种不确定性始终存在，但我们现在才明白。

在危机最严重时期从G7和G8到G20的转变，就是这种责任转变的一个象征。大多数人认为这匪夷所思。根据IMF的数据，2000年发达国家在全球GDP中所占的比重为63%（按购买力平价），2007年危机爆发前夕为56%。欧洲领导人确立了目标：维护欧元区的存在。

这些巨人的增长伴随着对自然资源的压力。变化最明显的是财政方面。

金融业在两个方向上都起到了带头作用：从1981年到2009年，金融业债务总额占GDP比例从22%上升至119%，去年第三季度则降至98%。眼下人们怀着一种谨慎乐观的心态。即使是对赢家来说，这也颇为令人震撼。截止去年第三季度，这一比例下降至263%。

危机带来了一些转变，使之前存在的一些趋势加快了许多，尤其是还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。这并不意味着会出现恶性通胀或债务违约。首先来讲讲可能的转变。一位人脉颇广的中国学者向我保证说没有。

达沃斯让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危机所暴露和引发的不确定性。随着态度的转变，责任也相应发生了转变。

但是在可预见的将来，管理公共财政将对政治产生掣肘作用。危机加快得更多的是人们对西方（尤其是美国）态度的转变。

失衡的一个显著特征——外汇储备的积累，尤其是中国的积累——没有改变。只是现在速度大为加快，这是危机的直接结果。但它导致了金融监管收紧，尤其是针对银行的监管，尽管这发生在现行的知识和制度框架之内。目前还不能证明这场危机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不是说刺激内需吗？扩大消费品进口刺激的正是国内消费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当年陈云的选择，也有收入分配方面的考虑。

我当然看不懂LV手袋怎么就值那么高的价钱。我引用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的论述，告诉读者以下三点：第一，大跃进之后，国家财政连续四年出现了亏空。

今天的情况当然大不相同。进入专题： 管价限购 通胀 。

市场有人问津，一手交钱、一手交货，国家一下子收回了过量的货币，就稳住了物价。这类商品，低收入家庭无力光顾，价格再高也杀不到他们头上。

这里留下的启发是，通货膨胀其实是一道税。打的愿打、挨的愿挨，是经济学上帕累托改善的理想境界。举凡衣、食、住、行、用，凡高于某种质量界限的消费品——从伊拉克蜜枣到豪宅之类——一律划到管制圈圈以外的地方去。对这些商品的交易与消费，政府一不限价、二不限量，眼开眼闭、放任自流。

能出价、也肯出价的，收入水平一般不太低。他采取的措施之一，就是 搞了几种高价商品，一下子收回六十亿元，市场物价就稳定了。

会冲击国内市场吗？实际情况是可喜不可惧。在此背景下，多年被视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陈云，重新被请出来解决问题。

这里价格机制的含义，是供求定价、随行就市，政府既不刻意限价，也不人为限量。计入还是不计入的，无非是我在上文所说的温度计上的读数有些不同罢了。

第二，以当时的办法，由人民银行多印了六七十亿票子去弥补财政赤字。我想了一想，觉得还是要问南非钻石究竟是个什么价？在逻辑上，货币定需求、需求定价格，只要价格足够高，天下应该没有什么流动性是收不干净的。其实，国内的消费与服务也应该分开来处理。不是说控制物价总水平的过快上涨吗？进口商品吸收国内没着没落的纯购买力，恰恰有利于抑制通胀。

那时的5块钱，差不多是城镇职工平均月薪的十分之一，当然属于高价，可以敞开供应，不需要任何票证的。反正给定当时的市场形势，只要能买到食品，就算价格贵些，对一些居民家庭来说也比啥也买不到强。

第三，由于农业和轻工业减产，国家掌握的商品少，发出去的票子又多，结果就引起物价上涨，市场供应紧张。不过市场里有人偏爱、愿意出价，纯属愿打愿挨的范畴，丰俭由人算了。

既然是税，抽谁不抽谁的，大有讲究。这就带来一个历史经验里遭遇过的问题：究竟选哪些商品和市场来开放，才能兼顾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，收到治理通胀的较好效果呢？不知道读者会怎样选。